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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呈现出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社会主义成了公认的、最流行的一种新思潮。除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产生、流传于西方世界的许多社会主义流派，如无政府主义包括无政府、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以及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都披着一层社会主义的面纱，在中国大地上竞相传播。互助论也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流派。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互助论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影响，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既有国情因素，也有文化心理以及社会心理因素。随着工读互助团实验的失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抛弃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最终实现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一

互助论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流派，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创立者是俄国的克鲁泡特金（Kropotkin）（1842—1921）。克鲁泡特金宣称自己是一个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代表作《互助论》（Mutual Aid）（原名《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中，他根据许多事实，反复申明：动物同种里没有自相残杀的情形，只有互助维持的趋势，各各相助，合力抵抗环境的严刻。互助的利于生存，则因少费能力而能保持极大的公益。因此，大概能互助的动物多繁衍，强盛。……所以动物的互助，也正是进化的公例。在此基础上，克鲁泡特金断言：达尔文说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不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互助才是一切生物进化的真正因素。“不论是在动物界还是在人类中，竞争都不是规律。”恰恰相反，不要竞争、避免竞争才是“自然的倾向”。(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6、77页。)把生物界的互助进化规律套用来考察人类社会，克鲁泡特金认为,互助不仅是动物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毋须借助权威和强制，就能够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并在人类互助进化中实现正义、平等、自由等“永恒”的原则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这种理论，实质上是混淆阶级界限，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社会改良。当然，不可否认，互助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其中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互助论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此，我们应当全面地进行剖析。

首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互助”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创造新社会的发端。希望在互助进化中进行社会改造，建立相爱互助、和谐平等的理想社会，并真诚地为之进行各种实验。

五四运动前后，探索新的救国之道、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中日益高涨。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互助论的影响，并一度把其作为新的救国之道和治世方案。1919年7月，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写道：“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在理论上提倡的同时，李大钊还积极参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他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热心支持者。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上，李大钊作为发起人之一签名，号召各界为工读团捐款，自己也为之慷慨解囊。(《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页。)

恽代英早期也深受互助论的影响，主张“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他把互助作为改造社会的方法，真诚地说道：“有志之人，必使互助，且使预备奋斗之力量。果一般学生卒业后，能仍如今日之尚气节，敦品行，仍如今日之爱同类，相扶持，三五年后，社会即将发生一种切实能力，此或为救人类根本之法欤。”“我信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109页。）恽代英就是抱着这种真诚的愿望和理想而积极开展活动的。1917年10月8日，他团结一部分进步青年倡导成立了“互助社”，这是五四运动前在武汉地区出现最早、影响较大的进步社团。显然，互助社的成立受到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它之所以定名为互助社，即是“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1920年2月，恽代英又以互助社为基础，创办了黑魔鬼2000书社，社内实行半工半读的共同生活。书社的性质及目的，恽代英在日记中说得一目了然：“这是创办一个独立的事业，投身生利场合的第一步，实行一部分的，试办近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团体，有机会以尽力于工读互助主义，尽能力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恽代英日记》，1919年12月18日记。）

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也深受互助论、无政府的影响。对此，他在与斯诺谈话时曾坦率地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版，第128页。）还在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试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他们踏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村镇，想找一个地方试验自己的新生活。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就是把学校、家庭和社会结为一体，建立起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会生活。蔡和森对的设想十分赞同，“着手办法，唯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后因忙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事无成议”。

陈独秀对无政府虽未表示过明显的兴趣，但有时也流露出好感。例如，1919年12月，他为中国新社会描绘的蓝图中，就把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相爱互助”，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工读互助团，风靡一时。这是互助论广泛流传的结果，同时也说明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知识界，尤其在广大青年中颇有影响。他们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读互助运动，试图用和平、典型示范的方式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正如互助团的发起人王光祈所说：“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现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69页。）

其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互助”看作是改造精神的手段，把“互助”思想放在与阶级斗争同等的位置上，看作是相互补充。

1919年7月，李大钊发表《阶级竞争与互助》。这是一篇同时介绍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文章。在该文中，李大钊提出“物心两面改造”的主张和命题：“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页。）因而他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通过物质与精神二分法，李大钊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调和在一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大钊认为，在人类由阶级斗争的“史前史”时期向“人类真正历史”时期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李大钊的这种用人道主义来救正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反映了他对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加以调和的复杂心态，辨别不清各种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界限所在；同时也表明，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思想中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和道德主义倾向。

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了《“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在谈到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时，他再次强调物心两面改造。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也就是说，精神改造运动和物质改造运动要同时进行，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以达到灵肉一致的理想境界。而对如何进行精神改造运动，李大钊把“互助”放在突出位置，强调指出：“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李大钊如此重视以“互助”为“信条”的精神改造运动，把它作为改造整个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就不适当地夸大了“互助”思想对精神改造的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受互助论的影响之深。

再次，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互助论，是撷取其中可以利用的思想，赋予其新意，以此作为战斗武器，因而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四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利用“互助”思想作为武器，来反对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理论上对其散布的战争谬论予以揭露与批驳。

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曾尖锐指出，凡以武力对外侵略者，所本思想皆“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天演之义”。1919年元旦，他又讲道：“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须知“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他还引证了克鲁泡特金的话：“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强调说：“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不是依战争而进化的。”

显然，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极力宣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外侵内争提供借口，进行辩护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利用互助论作为思想武器对其进行抨击，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互助论之所以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盛行一时，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其中既有国情因素，也有文化心理以及社会心理因素。

首先，从当时半封建的国情来看。

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时曾深刻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9页。）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缺乏肥沃的土壤。落后的社会经济，不成熟的阶级关系和半殖民地中国与马克思主义故乡的欧洲的极大差异，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造成极大的困难。加之他们当时所能读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十分有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片断和零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理论准备不足、理论水平不高，区分不出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情况下，受到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中国几千年来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成为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最初接受互助论的文化心理因素。

中国的大同思想源远流长。《礼记·礼运篇》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互助博爱的大同世界，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懈的追求和向往。直到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在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辛历程中，仍然把救亡图存与对美好社会的追求紧密结合起来。互助论揭露了资本剥削的贪欲，谴责私有制带来的种种弊端，主张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共产共有，并描绘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的美妙远景。所有这些与中国古老的大同社会理想、与中国人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有着某种相似性，有相通之处。正因为此，互助论一传入中国，就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偏爱。李后来回忆说：“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第三，改良主义传统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心理因素。

考中国千余年的封建历史传统，既有农民起义不畏、反对强权的大无畏精神，也有逆来顺受、甘受压迫的社会心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后者显然具有更广泛的基础和深刻的持久性。即使对探索救国之路、致力于改造社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改良主义也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最初并不倾向于革命和阶级斗争。恽代英曾坦言：“我是一个胆怯的人，亦十分不愿意看见流血的事。”因此，对于这些抱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而又害怕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知识分子来说，互助论为他们提供了看似最佳的选择。互助论所主张的废除一切强权和剥削，提倡互助，通过互助劳动即可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自然为先进知识分子所欢迎和接受。

三

互助论虽然在当时风靡一时，但是，凡是不科学的理论，不论它是怎样地受到鼓吹和赞扬，都不可能逃脱在实践中遭到失败的命运。在互助论指导下纷纷成立的工读互助团，由于偏离现实生活太远、经济困难、人心涣散等原因，仅仅是昙花一现，实际上只存在了3个月就被迫解散。其他各种互助实验在实践中也屡屡碰壁，很快就宣告破产。互助论实验的迅速破产，把其缺陷集中地暴露出来。它恰似一副清醒剂，促使原来朦胧向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勇敢而又理智地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由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

恽代英在总结自己痛楚的教训后得出结论：“在这样不合理想的环境中，想在一局部做成甚么理想事业，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改造须全部改造。须将眼前不良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加一种有效力的攻击。不然，总是没有益处。”（《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对于恽代英的这一转变，董必武曾有过这样的回忆：“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新村运动’。……他们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页。）

在试验空想社会主义一系列活动失败后，终于慨然叹息：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办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还将当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概括为社会政策、社会的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即罗素的假）和无政府主义5种，并一一作了比较、分析，明确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他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这种分析与鉴别，清晰地表明了对“激烈方法的”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选择。

蔡和森也在1920年8月写给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明确表示要用社会主义原理和方法改造中国。他还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与苏俄一致的***。

李大钊则划清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他指出：近世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划一新时代。他们以前的社会主义，为空想社会主义；他们以后的社会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明确提出要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以领导民众运动，谋求中国的彻底改革。表明李大钊已抛弃了其思想中理想主义、空想主义的成分，转变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则深刻指出：在全社会的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的余地。 他进一步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各种流派，“我们应该择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3号。）从“兼容并包”到“择定一派”，表明陈独秀结束了“浑朴的趋向”，澄清了各种社会主义观点，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信仰的转变是值得后人深思，也是值得深刻分析的。应当承认，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包括互助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空想与局限，但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与比较，以其局限性反衬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充满进取精神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比较、甄别和筛选，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抛弃其中错误、空想的成分，做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最终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才是改造中国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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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16日至21日，武汉黑魔鬼2000书社以恽代英、林育南等24名革命知识分子，在黄冈县白洋山八斗湾浚新小学成立具有性质的革命团体—— 共存社。

1922年初，出席一大归来的陈潭秋，向共存社通报了一大所通过的纲领和决议等情况，恽代英、林育南立即提出取消共存社，其成员分别自愿加入中国***的主张。一批黄冈（县）籍的共存社成员林育南、林育英（张浩）、卢斌（陆沉）、卢春山、胡亮寅、萧人鹄等在1922年春先后加入了中国***，成立了陈策楼党小组，萧人鹄任组长。

1920年冬，吴铁汉同宛希俨,王一飞,熊映楚,李子芬,邓雅声等进步青年仿效“黑魔鬼2000书社”创办“书报流通处”（后改名“醒民书社”）暗中发行《***人》，《响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成为进步青年革命思想阵地。

1923年黄梅大批在外求学的学生回乡组建青年读书会，平民教育促进会，开设书报流通处。出售《响导》，《中国青年》等，把新思想，进步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到群众之中。年冬，奉上级党指示，正式成立黄梅特支。

1924年5月，黄梅县委成立，熊映楚任第一届县委书记。为进一步传播革命思想经验，又出版《少年黄梅》，还组建了一个“少年黄梅学会”。两三年中黄梅县成立了几个区委，五十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七百多人，掀起全县革命洪流。

1925年冬，黄梅妇女协会成立。梅开华任主席。1926年以卢伯雄为首又组建农民协会。革命热潮高涨。

1924年前后，王绍之在私塾读书时，就受到塾师之一的***员李芬的教育启发，认识到自己家庭的反动实质。而后不久就加入中国***。李镜人回到古角地区，他就积极协助在古角建立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

1925年，绍之的祖母做寿，各镇土豪劣绅都以送礼为名讨好王焕廷，都摇头晃脑地说：亭前、古角、卓壁三镇团总，我们看还是焕爷做为好，这是为党（）国效劳。绍之看不惯他们的言谈和他们让父亲做团总。当时插嘴说道：您就开店好了，不要做那个屁团总。焕廷当时听后火了，怒斥：我们先生议事，你插什么嘴？绍之顶道：您不要我插嘴，看你将来在哪个山沟里芭茅脚下没有人收尸。焕廷气的暴跳如雷，说：你个杂种，我就打死你。绍之大衣一甩：要打就打，无非是你父不父，我就子不子。当时有许多人在

场，架是打不起的。结果许多吃酒的都停下不吃，来劝解。劣绅们说：少先生不要发脾气，他总是你父亲，这样要不得。绍之道：为啥要不得，您们许多先生为什么要他做团总，如果再议此事，那是就别说我王某对不起先生们。

绍之复向焕廷说：您不要做那个屁团总，否则您就不是我的父亲了，那是你不仁我就不义了。焕廷无语，一声不吭；搞的劣绅们下不了台，就没吃完就溜走了。

这一场风波、一场斗争算是把劣绅们斗垮了。后来，他们都说，王绍之真厉害，是个不好惹的人，再不议此事了。焕廷三镇团总也就暂时没有做成。

1925年假期回家帮助家里经营。来了一位穷人买货，绍之不收钱，偶被父亲发觉了，两人由吵了起来；绍之从柜台里用板凳朝父亲头上砸来。又一次焕廷叫绍之收账，他不收穷人钱并对他们讲：我把账圈了，你就说还了钱就可以了。晚上收账时，焕廷问：今天收了多少。绍之说：收的钱不多，我都拿去用了。两人再次吵起。绍之打焕廷，幸得姚师傅将绍之手往上一托，将楼板打穿了，算是没有打到，从此绍之走了。

1925年10月，他反叛反动家庭出走后，同周为邦等同志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入步兵科。假期回到故乡大力宣传革命，帮助农民协会工作，毕业后，参加北伐，作战英勇，晋升为国民革命军营长。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以后，军阀夏斗寅突袭黄梅，冯文华，梅开华等***员被害，党组织也遭到破坏，笼罩黄梅大地。

农历5月初十，绍之组织***员暴动，绍之在会上提出要杀王焕廷。是夜却逢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洪水逐渐上涨，不能过河，以致三次杀父未成！

7、8月间，两个持枪军人到焕廷店里查私盐，跑到绍之的房间里去，东搜西逛，适绍之在家，将这两个家伙打的跪地求饶，把他们的枪都缴了。并骂他们登房入室、心怀鬼胎：你们入女室，是什么意图？哪有盐在房间里的，都是摆在店堂卖的。我就是打死你们都没关系。这两家伙灰溜溜的逃走了。

绍之回家过年，大年三十夜从袜筒了抽出一把小刀，要杀焕廷，适被母亲发现。母亲跪地有哭又说，战战兢兢，拉着绍之的手说：杀不得啊，杀不得，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不好看，也不好听，儿子杀父亲哪有脸见人呐？母亲使劲将刀子截下来，致杀焕廷未遂。绍之复骂焕廷道：就在我和两弟弟在家送你上西天，免得以后没有儿子送终。

八.七会议制订了鄂南秋收暴动计划。吴铁汉为鄂东特派员，周为邦为鄂东军委书记。他们和邓雅声，鄢国清等积极恢复党组织，黄梅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八月党组织又派李德芳，张获伯同周为邦一起组织秋收暴动。柳步月，柳真吾也在小溪山进行配合行动。并开展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杀流氓地痞和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斗争。了一批罪恶民愤极大的恶霸！

1928年春，王绍之奉命脱离国民革命军回鄂东协助周为邦领导黄广暴动，担任黄梅军事部长。考虑到其特殊身份，利用家庭社会关系串联发动恢复党组织，建立党支部，王伯纯任支部书记，其在暗中指导，发展不少党员。支部成员带头发动群众，组织了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可不久王伯纯叛变，还带走部分武器，斗争中王绍之同反动家庭矛盾进一步恶化。其父王焕廷在一次宴请地方绅士的酒席上，大谈如何进继续扩大组织加强力量时。绍之指父为“人民公敌”，其父骂子“王氏叛逆”。幸得几个头面人物排解，暂告平息。是年冬，突然听到东区区委书记在四月于土桥被害前在狱中留下的壮烈遗诗，绍之和诗一首以寄悲愤：社会践踏遍荒丘，近是豺狼兴日游。志士有心去创业，精神无畏却无愁。灿烂主张终不让，鲜明赤血信同俦。兔死狐悲唯尔最，伤心谁不泪频流。

考虑到王绍之在古角处境的艰险，县委将他调往下西区。以游医为掩，化名曾德安，协助县委书记程运南组建下西区特支，开辟鄂.皖.赣边区地下交通。1929年黄梅上乡革命武装斗争掀起高潮，在外隐蔽的不少同志回乡工作，受到小池口部队的阻挡。王绍之组织下西特支党员安排船只，从龙感湖上接送湖北省委特派员.鄂东特委书记吴致民及余壮飞等领导骨干回乡开展土地革命。同时为支援山区斗争，他还发动下西区特支同志到小池，孔垅大街上张贴革命标语，分散吸引了部分敌人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他还派***员桂月秋到九江当报馆编辑和办私塾发展党组织，不久建立党支部，设立联络站。同年夏王绍之与九江支部桂月秋以李义发客栈为联络点发展党组织，组织武装暴动。不慎被反动当局察觉，桂月秋被捕牺牲，王绍之也被通缉。党组织认为他不适宜在黄梅工作，将他转移到鄂东办事处。一到阳新，王绍之就与吴致民，曹大骏等接上手。吴致民兼任大冶县委书记，派王绍之任阳（新）大（冶）手枪游击队副队长，此时更名黄应龙。不久游击队整编后，黄应龙任中国工农红军地十二军纵队长。

1930年3月， 湖北省委在大冶刘仁召开扩大会议，由滕代远，何长工传达上海会议精神。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委，原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第八军，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副官长黄应龙兼任红八军卫生部附属医院政委。当时医院药品奇缺，黄应龙同何长工研究，要求去武汉购买药品，何不让，他却坚决说：为了伤病员急需，非冒这个险不可。何说：你一定要去，就必须改名换姓。他说：我就叫王绍之没关系。结果由于购买药物过多，引起军，警，特的注视，对其进行盘查，当作“通匪”嫌疑犯将其扣留审查，幸得党组织及时通过他的黄埔同学在任高级军官的好友具保释放，始得脱险。自从这次后，打通了这条通道，黄应龙经常派人去武汉找同乡会的友人，帮助购买部分急需药品，保证了红军伤病员的治疗。

接着，红八战鄂南，湘东北，攻克临湘，岳阳；八月还同兄弟部队一起攻下长沙。年冬到1931年夏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对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一二次“围剿”后，红三军团陆续向中央苏区前进。1931年，在兴国良村战役中，红八军第四师政委石衡中重伤牺牲。

1932年红三军团围攻江西赣州，由于红五军第一师师长侯中英牺牲，部队撤回整编，有洪超同志接任第一师师长。1933年7月洪超调任红八军第四师师长。

1934年夏，在反击敌人第五次“围剿”打完高虎脑战役后，红四师在广昌南的“蜡烛型战役”中，英勇作战，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挫败了敌人进攻气焰。

1934年10月，黄应龙随红三军团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突破敌人安远，信丰间的第一道封锁线时，红八军第四师攻占了固波围，正朝前挺进，师长洪超率领第十一团赶上前团，遭遇敌人伏击，在激战中，洪超师长壮烈牺牲。

12月，红一方面军攻克贵州黎平后，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在黎平，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和红军女干部，虽然年老、体弱，跟随主力部队行军有困难但他们坚定地表示要跟随主力红军走到底，为此中央决定把他们集中在总卫生部第二休养连，即干部休养连。

周恩来亲自部署，任命何长工为连长，黄应龙为指导员。周恩来以命令的口吻对何长工和黄应龙说，这些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要对他们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们也在，那就皆大欢喜；他们在，你们不在，追记你们为烈士；他们不在，你们在，就要砍你们的脑袋。何长工和黄应龙深知这番话的分量，接受任务后，通力合作，上下一心，挑起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连队的重担。

他们将休养连分为五个班，老同志和中央党校学员为第一班，班长徐特立；女红军为第二班，班长；军队师团级伤病员为第三班，班长陈伯钧；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部长和省级地方干部为第四班，班长罗明；第五班为军队干部伤病员，病员多是设班，伤愈归队后病员减少这个班就撤销。何长工、黄应龙在下，尊重老同志，精心护理伤病员，工作出色，获得休养连成员的交口称赞。

后来何长工到红九军团当政治委员，侯政任连长。侯政到职不多时，黄应龙也调到野战部队去了，有李坚贞接替干部修养连指导员工作。后来，黄应龙在战争中受伤，曾一度回到干部休养连休养。伤愈后，调到云贵川边区开辟游击根据地去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等指挥下，转战云贵川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的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歼灭大量敌人。随后，出敌不意，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5月，通过彝族地区，部队到达冕宁县时，为帮助红军主力快速抢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摆脱敌军对后卫部队的干扰，并为在大、小凉山开展游击战争做准备，中央、决定从红军中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在冕宁组建越西特委和冕宁工委、冕宁革命委员会、冕宁抗捐军，开辟游击根据地。黄应龙得知这一决定后，向组织申请，要求留下来。

5月22日，冕宁的彝汉群众上千人喜气洋洋，在城内的

文昌宫召开大会。朱总司令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彝汉是一家，大会正式成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接管伪县政府。

革委会主席由李井泉担任，陈野萍任副主席，委员有廖志高、李祥云、王首道、黄应龙等。

这里是伪二十四军盘踞的地方，发动当局敲骨吸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什么预征、借征、驻军粮、彝务积谷等，名目繁多，针对这种情况建立了彝汉人民的革命武装力量——抗捐军，以便推动广大群众与伪二十四军和地主土豪作斗争。几天内抗捐军发展到上千人，由肖配雄任大队长。红军主力部队离开冕宁后，邓秀廷代理冕宁伪县长，抗捐军以原有基干为基础改编成约300人的游击队，准备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黄应龙任抗捐军司令。

黄应龙接受任务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捐军，抗捐军发展很快，约有500多名劳苦大众参加，司令部下辖大队，大队下辖若干中队。

在特委、工委的领导下抗捐军选送向导给红军带路，运送伤病员和物品，筹集军粮；宣传党的政策，维护治安，打富济贫，击毙了冕宁县泸沽区区长、大恶霸余惠安，抄了城内大地主刘耀南、田坪大地主朱绍阶等的家，把抄出来的粮食、布匹、财物分给穷人；烧毁原县政府部分档案和公私田地粮田册；宣传废除原县政府残害彝族同胞的“换班坐质”制度。

5月27日，殿后的九军团在县南泸沽击溃追敌后迅速北撤，王首道、李井泉等奉命归队，留下一个连，由黄应龙带领，掩护地方党的工作。

红军主力部队过完彝族地区后，黄应龙率领抗捐军就地打游击，计划与红军干部刘彬率领100多位红军战士组建的游击队配合行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得知敌薛岳、刘文耀、邓秀廷各路强军即将到来，形势急剧变化，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捐军，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坚持原有阵地实有困难，黄应龙乃将抗捐移城北一里多地的小堡，与刘彬游击队会和，与敌周旋。中午，队伍开到县北20公里的大桥场，在场镇外休息，等九军团尾队走完才进场镇。这时，彝族果基小约达的弟弟果基尼带领一群彝人，打着“红军夷民沽鸡支队”番号的旗帜，向抗捐军要抢，说什么是前面部队叫的，黄应龙与政委陈荣谭商量说：“听人说，小约达有反心，不可靠。没有上级命令不能随便给枪他们。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尽量避免和彝族发生冲突，首先稳住他们。”下午果基、罗洪、倮伍等三支彝人来得很多，黄应龙估摸不透他们的意图，与陈荣谭、刘彬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这里无法坚持斗争，只有脱离危险区，迅速去追赶红军；2.当天下午就和果基、罗洪家支的头人喝酒盟誓；3.明天动身时，请果基小约达派20人送抗捐军过彝族区（因为从冕宁北部安宁河支流拖乌河到南垭河一线是果基家支的范围）。

这次喝血酒，抗捐军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彝族只有果基小约达和罗洪作揖参加，可小约达表现得比较勉强，黄应龙和陈荣谭有疑虑，晚上就找小约达做工作。

5月28日一大早，抗捐军从大桥镇出发，小约达派来护送的人远远不止20人，加上罗洪家支、倮伍家支的彝人黑魔鬼硬插入部队跟着一道走，便把行军队列插乱了，行动缓慢，走到大桥北约4

公里的俄瓦山的山坡下，罗洪家支突然有人送来消息，说军阀邓秀廷部

已堵截去路，前进有困难。黄应龙等决定改变行军方向，往左向西，朝田坝罗洪家支地盘走，小约达说：“那是罗洪家支的地盘，我不能去。我同罗洪

家支是冤家，我到那边去，他要害我。”黄应龙、陈荣檀都说：“有我们担保，昨天才吃过血酒啊！”小约达固执着只能走自己的地盘。黄应龙命令队伍原地休息，做小约达思想工作。正在谈话间，突然啪的一声枪响，刘彬队长中弹身亡，抗捐军队伍因而大乱，彝人趁机开始抢枪，还打死了红军干部；抗捐军执行民族政策，严守纪律，没有开枪。在枪声中，黄应龙还照样想彝人做工作，并高喊：“不用打，不用。